双面李光耀

大唐子陵

新加坡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逝世。无论对于新加坡本国，还是整个华人世界，都是震动性的事件。近半个世纪以来，被称为“新加坡之父”的李光耀在国人心中的形象一直是复杂的。作为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的绝对主宰者，他在国际上力挺中国的言论常让国人有“毕竟血浓于水”的感叹。然而，不时曝出的他夸张“中国威胁”，号召警惕中国的的“不友好”话语，也每每招致国人的口诛笔伐。作为国际知名政治家的李光耀为何如此？当这位风云人物逝世之际，让我们来读懂李光耀，以及他背后的新加坡这个东南亚小国的生存原则和外交手腕。

善意：老友四十载  崛起唱高声

作为国际著名政治家，李光耀在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问题，为此发表了大量的言论。李光耀始终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会崛起，而且会和平地崛起，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过和平崛起的概念，但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出这种意思。

中国将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
1974年，他就曾指出：“在今后的20年里，中国也许更有可能成为热力和影响力四射的太阳，而不是月亮。”1975年李光耀认为，在20年到30年之间，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大的主宰力量。

李光耀多次表示中国有能力维持长远和稳健的经济增长。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指出，“李光耀成为一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热情支持者及其力量的钦佩者。”

中国将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李光耀指出：“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能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益发得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和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入本国的体制。”

李光耀认为，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美国或欧洲把自己的人权、民主标准强加于全世界，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社会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恶言：转面数反复 背后连黑枪

李光耀迄今访问过中国大陆27次，据说是除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外，访华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照理说，这样一位领导人应该和中国很亲切，但这位1976年5月就来过中国的领导人，却执意迟迟不肯和中国建交。

一如他所公开声称的，直到1975年才独立的文莱都和中国建交很久之后，才在1990年10月3日与中国建交，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李光耀大谈提防中国
李光耀在东盟其他国家纷纷倡言积极引入大陆资金时大喊“谨慎”，在中国遭遇“非典”之际落井下石，并先后和日本、澳大利亚、美国乃至韩国大谈“要提防中国”，要求美国多多参与亚洲军事事务，以抑制中国的发展。

新加坡地位下降
新加坡这个“中介”不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已力不从心。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大批官员穿梭前往新加坡“取经”，和新加坡大小商户在中国受到热烈追捧的盛况一去不复返。

新加坡在两岸间左右逢源
新加坡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其“星光部队”定期在台湾训练。李光耀曾希望自己长期扮演台海“和事佬”和“中间人”的角色，好两头获利，并借机抬高身价。

李光耀：世界希望美国依然能够制衡中国
即使当中国的GDP总量超过美国时，中国也无法恢复汉朝时的支配地位。那时，汉朝和罗马是世界上两个大国，但它们天各一方。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商业往来稀少而且困难，双方都无法把影响扩展到对方的周边地区。如今，人员和货物通过飞机和高速船往来，信息在互联网上以光速传播。此外，世界上存在数个权力中心，每个都拥有核武器。在19和20世纪，中国经历了政治动乱。那时的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因此经济脆弱。如今，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世界希望美国依然能够制衡中国。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组织、如欧盟，能担当这个角色。印度洋、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的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尽管中国表示决不会谋求对这些国家的霸权，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强有力存在最符合它们的利益。

李光耀出言提醒东盟：中国要让东南亚国家做附庸
李说中国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让人回想起其主导东亚的年代，“对东南亚，工业化的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像美国自1945年以来那样善意呢？新加坡对这个问题不确定。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或越南都不确定。亚洲很多中小国家很担忧中国可能想恢复昔日的帝国地位，他们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庸国。”李光耀说：“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当我们做的事惹其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说你让13亿人民不高兴了，请搞清自己的位置。”

积习：左右皆逢源 再二又再三

自青年时代开始，李光耀就曾表现出一个“良好合作者”的气质。不论在东盟，在西方世界，李光耀竭力扮演一个优秀合作者，八面玲珑的外交手段，让新加坡占了不少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便宜。然而“合作者”仅仅是李光耀的半张面孔，他的性格里一直都有“不合作”的另一面。

与日本英国合作又反日反英
日据时期，李光耀表面上是和占领军合作的“顺民”，暗地里却既通盟军，又大做倒卖木薯粉的黑市买卖。战后他继续接受英式精英教育，参加亲英组织，却早在1950年就加入马来亚反殖民团体“马来亚论坛”（这时他还在英国）。

在底层和马来西亚间转换
归国后他成为所谓“啤酒精英”，开始尝试走底层路线，并在1952年著名的“邮差罢工事件”中以律师身份代表邮差与殖民当局谈判，从而实现了从“亲英精英”到“本土精英”的成功转型。为了维系和马来联邦的关系他苦心孤诣，但一旦发现矛盾不可调和，他又是最早用实际行动打破联姻幻想的人。

李光耀强化华人形象 新加坡国策去中华化
争取自治之初，为了摆脱“亲英精英”形象，取悦在海峡殖民地占人口多数的华人乡亲，他强化华人形象，甚至在公共场合放弃使用用惯了的英文名“哈利·李”。促成新加坡独立后为了切断华裔和“唐山”的认祖归宗渊源，他淡化族裔色彩，树立“新加坡国民”理念，甚至为此不惜关闭了“南洋华人文化大本营”—新加坡南洋大学。为了对抗强大的中华文化圈影响和“共产主义渗透”，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过经济、司法体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现代化，争取“国际化”红利，同时强化英语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冲、战略要地的便利，实现经济“搭便车”。他让新一代华裔认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则星光黯淡。他成功地让这个“人造国家”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便神奇地实现了新的国家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剪断了新加坡华人的“唐山”脐带。

李光耀挑明反共立场 新加坡外交暗中“联共”
李光耀是个反共者，这点他在自己的著作和公开讲话中从不讳言。他坦言，新加坡之所以积极加入美国所倡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区域军事联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力主与大马合并，也有借马来人之手清除新加坡华裔中左翼势力的明显考量。然而，李光耀的“反共”更多出于本位利益考量，而较少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他联马、联美，反的只是本土、紧邻，或在他看来威胁到自己利益的“共”，至于和自己井水不犯河水的“共”则无关痛痒。正因如此，冷战后期的他并未参加里根-布什的“反铁幕大合唱”（苏、东之“共”与自己关系不大），当红色中国表明其不染指东南亚、不输出革命姿态后，他也并未参加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的国际孤立，甚至公开为之卫护。

李光耀一边盛赞大陆 一边与台湾政府保持密切联系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新加坡即宣布采取“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但是，新加坡在海峡两岸之间左右逢源，李光耀自诩“是亚洲国家中少数几个可以自由到两个‘首都’去旅行的政府部长之一”，从1973年第一次到台湾，至1990年新中建交，李每年总会访台一两次，但是公开的时候不多；新中建交后，以私人身份访问，最近一次是在2000年，一共访问台湾二十九次，访问大陆十余次。首届“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显示出新加坡在90年代初两岸出现的缓和气氛中不寻常的地位。李光耀能在两岸之间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与中国大陆的密切关系及他个人与中国领导人的深厚交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加坡始终和台湾保持着实质性利益关系。


生存：国小政多变 夹缝求伸展

新加坡的生存理念：在大国均势中左右逢源
为了在一个不安全的地区环境中生存下去，新加坡支持各大国介入东南亚地区事务并维持竞争关系，“依靠几个大国在地区内相互竞争的平衡局面来维系安全的政策比把国家命运拴在一个专横傲慢的伙伴身上更好”。首先，均势可以确保没有哪个大国会变得过于强大而能够迫使新加坡政府接受背离国家核心利益的政策。其次，大国的存在会派生出经济利益，会给新加坡带来巨大的投资。第三，如果所有大国在东南亚尤其在新加坡都有利益，就有利于保持海上航线的畅通和开放。新加坡对所有大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有利于加强新加坡与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使新加坡的利益具有国际敏感度，从而对那些虎视眈眈的邻国起到牵制作用。

新加坡的外交原则：朋友和敌人随时可以颠倒
新加坡外交渗透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这一现实主义理念。这一理念要求新加坡一切从国家的实际利益出发。新加坡外长曾说，治理国家志向和能力必须配合；第二项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触犯那些你不能对付的国家；第三项原则是要能自力更生，因为别的国家是很少会挺身前来援助一些与他们毫无利害关系的国家的。假如新加坡想要得到别的国家的帮助，那么，新加坡就必须准备给他们一点利害关系，这是管理国家外交政策的第四项原则。

新加坡对中国的态度：谋求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
新加坡以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根本利益为对华外交基础，灵活、务实的对华政策确实给新加坡带来实际利益：在新加坡的均势战略中，中国的强大有助于美中日“三角”的稳固，进而有助于区域和其本身的安全与稳定。新中经济关系不断向纵深发展，而日益密切的新中经济关系又为下一个战略的实施铺平了道路，为新加坡带来丰厚的回报。化解了与印尼、马来西亚在种族方面的隔阂。新加坡坚持在马中建交、印尼与中国复交后与中国建交，消除了两大邻国的疑虑和担心。

新加坡外交的理念支柱
许通美评论李光耀对新加坡外交的贡献时说，新加坡外交政策的7个支柱体现了李光耀的思想：
第一，我们实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它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任何教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需要之上，即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一直以确保新加坡的安全和繁荣为指向。

第二，我们首先并且主要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认为世界欠我们什么，新加坡从没有向发达国家寻求援助。这种自立的信念也使我们发展起来了抵御侵略的能力。

第三，我们必须接受现实的世界而不是我们臆想的世界。这使我们对现实采取了务实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四，新加坡承诺推动东盟的活动并保持与我们的5个地区性伙伴，尤其是我们的两个邻国印尼和马来西亚良好的关系。李光耀对东盟的支持以及他与苏哈托总统和马哈蒂尔总理的良好的个人关系是我们的重要资产。

第五，新加坡是一个更大的，充满活力的，日渐繁荣的亚洲太平洋社会的一员。新加坡支持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新加坡也是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的秘书处所在地。新加坡在太平洋社会的发展中曾经并将继续发挥启发性作用。

第六，新加坡是世界的一员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好公民。新加坡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制度。作为小国，新加坡在确保所有国家遵守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的原则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

第七，新加坡将同其他国家一起为保证本地区的稳定与安全而努力。新加坡支持美国继续保持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反对美国从这一地区迅速撤出。我们支持在东南亚的力量均衡，因为这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治秋序并抑制地区强国的军备竞赛或任何导致不稳定的变化因素。


家国：一姓掌天下  朕意即国体


新加坡是李光耀的“家国” 他是控制国家最有权威的人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但也是一个“家国”。李光耀从自治起，当过31年内阁总理，近14年“国务资政”和近7年“内阁高级资政”，理论上从来不是新加坡的最高元首。他退休后，继任人选并非儿子李显龙，而是伙伴吴作栋，这也让他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并未“传子”——李显龙接替的可是吴作栋，而不是他李光耀。然而不论新加坡人或外国人，熟悉内情者都知道，新加坡究竟谁当家。不管挂着怎样的头衔，李光耀都是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和权威的人。

新加坡的对外政策由李光耀一手制定 完全体现他的意志
新加坡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决策权掌握在核心领导层手中，而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自然是最关键的人物。关于“李光耀是否是独裁者”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光耀确确实实决定着新加坡的政策，这一点无论在国内外舆论还是在李光耀的同僚中都是共识。拉惹勒南证实了一般的印象：“一个强硬的人，一个李光耀”，“李光耀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物……李光耀不会等到大家一致同意后再行动，一旦他决定了就立即行动。”李光耀对新加坡外交的影响力一如迈克尔·利弗所言：“李光耀对权力政治的看法奠定了新加坡对外政策的基调。”

对外国际交往上 李光耀的形象就是新加坡的形象
李光耀是新加坡最有影响的外交家，“新加坡在世界上拥有其他微型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取决于两个因素：新加坡总理的形象和这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李光耀的国际声誉己经构成新加坡外交资源的一部分，他与西方传媒的辩论也加强了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地位。所以，卸任总理职务后，李光耀依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不过，李光耀作为首席外交官，给新加坡带来的影响不全都是正面的，李光耀的快人快语有时也会给新加坡惹麻烦。


本心：人无中华志  心属东南亚

李光耀推动东盟一体化：实现自身梦想更大的舞台
李光耀积极推行东南亚地区一体化政策，在东盟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李光耀以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来维护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和东南亚地区安全。李光耀公开表示：“东南亚国家可能通过一种可靠的途径，保证彼此的主权与独立，然后在经济上彼此协助，不相互倾轧。并确保彼此将不藉武力改变彼此的疆界”。东南亚地区合作必须包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政治目标。只有存在稳定与安全，从而为政治经济合作注入动机与动力。经济与政治合作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李光耀己经本地化：是完全西化的移民第三代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其曾祖父李沐文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来到新加坡。李光耀是李家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出生时其家族在新加坡生活了半个世纪，虽然家族成员是清一色的华人，但是己经完全本地化，是比较典型的英属马来亚华人家族。李光耀接受系统的英文教育。1936年至1942年，李光耀先后在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表现非常出色。在这两所政府学校的学习经历使李光耀终生受益。

淡化中华认同 塑造拥有国家意识的“新加坡人”
如今的新加坡华裔已经普遍“黄皮白心”，以说英语为荣、说汉语为耻，很多人即使在家也常常以英语交流。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张汉音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有超过20%的年轻新加坡华人表示“如果有来生，一定不做华人”。其族裔认同度之差，比新加坡马来裔、印度裔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南洋十字路口”的重要地位，新加坡一度凭借英语左右逢源，成为亚洲金融和航运中心之一。用英语而非另一种族裔语言替代汉语，既可避免出现“少数统治多数”的族裔分歧，又可防止其他近邻借机觊觎，可谓一举两得。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新加坡将国家符号、象征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新加坡华裔在被中国内地人问及“你是哪里人”时，总会先回答“我是新加坡公民”，然后再小声说出自己在大陆的原籍。


启示：恐中附强美 利益重国家

新加坡外交经验：为国家利益突破意识形态束缚
冷战时期，新加坡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既没有象泰国一样采取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没有追随“摆脱美国”的潮流；重视发展同大国的关系，又不盲从大国；既保持与西方国家的密切关系，又努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质性往来。独立自主地发展同各种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友好关系，有利于新加坡得到最大多数的朋友，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

新加坡的立场：恐惧中国强大 为自保依附美国
新加坡当局认为，自己必须依附强者，方能自立自强，在世界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和充分的影响力。在他们看来，同文同种的中国，和世界第一、且具有共同“英语纽带”美国间，靠拢美国是上上之选。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这种“一边倒”逐渐变成了表面上的“左右逢源”。但“亲美疏中”、“远交近防”是新加坡不变的既定方针。在他们看来，近在咫尺且语言、人种相同的中国，随时能“吞噬”这个弹丸小国，而万里之外的美国，则不会有这样的胃口。

新加坡在海峡两岸之间左右逢源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两岸关系上，新加坡1980年即成为台海两岸对话的东道主。李光耀曾希望自己长期扮演台海“和事佬”、“传声筒”和“中间人”的角色，好两头获利，并借机抬高身价。但随着两岸关系的升温，和各种直接沟通渠道的畅顺，自几年前开始，新加坡在台海问题上左右逢源的空间已越来越小。

李光耀统治的“家国”模式将继续发挥作用
李光耀早早建立了廉政公署，推行清廉行政，一方面是为了国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家国”，他也集权，也搞裙带——只不过不是他抨击的几种罢了。在新加坡，针对李氏“家国”的批评只能隔靴搔痒。在“家国”模式下，李光耀退休固然是“退而不休”，李氏“家国”体制的退休，更是遥不可及的事。


结语：
作为被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伊斯兰教大国包围其中却又处于国际交通咽喉的华人孤岛。新加坡自立国之初就必须面对这强烈的生存压力。李光耀作为“新加坡之父”，在此压力之下，施行以保证国家安全为最核心目的的务实外交成为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凭借 着李光耀的长袖善舞，新加坡在地区大国、国际大国的夹缝中左右逢源保持国家自立。以极度现实主义的手段寻找小国生存的空间是李光耀这几十年来国际外交所作所为的核心。反复无常的表象之后是他的根本原则——一切为了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