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逆袭，但不是奇迹：读薛涌《年轻可以一无所有》

谈禅论道

看到《年轻可以一无所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11月版）里，作者薛涌先生自称“老屌丝”，马上禁不住笑了：你也配当屌丝！我辈才真是呀。为啥这么说？看官请看：薛涌先生，北京户口，高干家庭，1979年以北京文科前几名考上北大。我出生农村，考上中师才农转非，父母地道的农民，虽然中师保送也还是二类师范大学，早年的记忆更多的挨饥受冻，田里干活。


不过，虽然我与薛涌先生一个60后，一个70后，一个出身高干家庭，一个来自贫困农民家庭，可是读了他的《年轻可以一无所有》一书后，发现我们秉持着很一致的人生哲学，具有着类似的不辜负青春的奋斗经历，都可以说是实现了成功“逆袭”。


先说说薛涌先生，我最为敬佩他的，他最为感动我的，就是作为高干子弟的官二代，人家可是靠自己辛苦奋斗出来的，这很值得当下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年轻人好好学习。年轻时候的薛先生没有房子，结婚了甚至连婚床都没有，用一个行军床摆在单人床侧，一高一低拼凑起来。这确实看起来很屌丝。薛先生28岁开始从新概念英语第一册的水平学习英语要出国留学，并要进入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博士课程为目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想法让“当时朋友和家人都觉得我病得不轻：‘无论是在英语上，还是在学术上，优异之士都相当多。这些学校他们还进不去，凭什么轮到你？’”但是，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主要原因在于他要干一些大部分人都不会干的事情：拼命逆袭！为了学英语，除了锻炼几乎足不出户，中文全收起来，也不看电视。用他的话说，叫“穷奋斗，而且其乐无穷”，几年后终于进入耶鲁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即使在美国依然是保持努力奋斗，勤俭持家，物质上很节俭，不当物欲的奴隶。现在的薛涌先生是美国大学里的副教授，而且在中文界也是大牛人，曾被评为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这些世俗眼里的成就都不是他所感到自豪的，他的自豪在于，虽然生活按照物质标准很一般，但他没有牺牲自己的生活方式，活出了自己。他不仅精神上比较年轻，身体上也比较年轻。他可以自豪地宣称，现在依然可以穿自己大学时候的裤子，说明身体保持很好，体育上可以不输于大部分青年人，马拉松成绩都敢挑战年轻人。


这确实是个成功“逆袭”，但不是奇迹。因为奇迹是不符合常理的，而薛涌先生的励志故事是他的长期辛苦奋斗实现的，只要他人有这样的毅力和志向，一样也可以实现这样的逆袭，保持青春的姿态。


对照薛涌先生而言，当下屌丝们大概如我这样出身底层者较多吧。我出生于七十年代中期，豫东一个小乡村里，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念过初中，母亲不识字。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缺衣少食是一个主要内容。初中的时候曾夏天无鞋子穿，光脚去上学，好在学校没有规定不穿鞋子不能上学。忍受饥饿更是常有的事，到现在牙医还说我牙齿发育不好，小时候营养不良呢。我姐姐虽然学习班级第一名，也不得不在小学三年级一开学就辍学了。我和弟弟都是在学校帮助下勉强坚持下来的。所以我们都考了中师，那时候是尖子生才能考上的，竞争非常激烈。我在中招考试前从来没有进过县城。中师三年，有了助学金，学校师生很多人都对我有过多多少少的帮助。中师毕业，按照规定，有0.5%的指标可以保送上大学，还是师范类的。我很幸运地成为这中间的一员。到了河师大，面对家庭的经济困境，我一度非常迷惘，是继续读书还是干脆去工作。不过很快坚定了下来，虽然也是有助学金，还是不够，我开学时候的学杂费八百多元，学校给免了。带去的一些钱暂时让吃饭不成问题。后来熟悉了环境，就自己找办法，在大学期间，我做过家教，这是不少学生都有的经历，我还发过广告传单（比如红桃K等），校园餐馆里刷过盘子摘过菜（老板很善良，不让我端菜到前面，怕我碰到同学），在学校后勤打过工，在食堂做过监督员（是学校对贫困生的优待，每个月可以有30块钱）等等。而且我的一些老师和同学送我衣服鞋子等，还有一次我遇到了困难，同宿舍舍友集体自动给我凑了一些钱（我只领了他们的好意，没有要钱）。这样度过了四年大学。这四年里，我因为中师不学英语，到了大学，从初中水平而且隔了三年直接跳到大学英语，难度可以想象。我坚信，我一定能够学好，夜以继日，终于不仅过了英语4级，大三时候还过了6级。大三下学期，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但从来没有上过一门课的社会学作为自己的考研方向，通过半年的自学，考上了人民大学社会学系98级硕士研究生。如今翻开当时的日记，还有不堪回首的记忆。


人大读研期间，可以参与一些课题，经济上不再成问题，开始集中自己学问的追求。在研一下学期写出了一篇不错的学术论文，2000年春季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同时在师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出国留学的计划。毕业时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项目录取，并获得了麦克阿瑟学者奖学金，实现了留学愿望。博士毕业后来到了现在的工作单位，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2012年把读博期间的中文文章结集出版《明尼苏达札记》（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很多，所以每每看到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我都很高兴地尽力来帮助他们成长。


在我和薛涌先生的故事里，都是“努力奋斗”的青春。这也正是薛涌先生在《年轻可以一无所有》一书里所传达的一个主要观念。美国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有所谓“先到纽约的地下室和老鼠当同屋”的说法。不管家庭背景如何，是否能拼上“爹”，付出努力获得能力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我一直秉持的信念，家庭是我无法选择的，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唯有努力付出，是自己可以把握的。永远相信“功不唐捐”！正如本书所说，“不管一个社会多么富裕，从底层奋斗，从一无所有奋斗，还是王道。失去了这种精神，社会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


作为时代的特征，上世纪60后、70后、甚至某些80后的人的时代机遇，现在都不存在了，因为那是一个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时代，而现在要适应的是经济低增长、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时代，加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意味着“年轻一代的责任和负担更大，付出的努力更多，得到的回报可能更少。”这个观察是很值得年轻人注意的。注意到这个时代特征，年轻人要在观念上认识到这样几个方面，我觉得也是本书里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第一，这个世界从来不该被物质所界定。虽然金钱和物质是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但到达一定程度，我们的幸福就与物质无关。高层次的幸福和价值看一个人的能力和贡献，为他人和社会做出了什么。名牌和时尚都无法让一个人获得马斯洛需求层次论里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条件不好，蜗居一下正是年轻人值得骄傲的奋斗体验。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还为自己当年的蚁族生活颇为自豪呢。在当下的消费社会，物欲文化包围着的年轻人容易把物质的占有和享受看得过重，为了满足眼前的物欲，把青春贱卖了。薛涌先生主张在年轻时候增长自己的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穿衣的名牌，手机的新款等。


第二，不要迷信速成文化。看到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很年轻就取得了成功，认为成功都可以速成，是错误的观念。网络和社交媒体改变了现代生活环境，网络社交媒体创造了充满明星和戏剧的虚拟的社会，名人的粉丝似乎觉得距离名人很近，甚至可以相互跟帖回帖。这些粉丝在这种眼花缭乱的环境里，总是渴望着一夜之间的成功和辉煌。《异类》一书有个1万小时定律，就是任何做出杰出成就的成功人士，都离不开1万个小时的艰苦训练，暗合着中国古人说的“十年寒窗”定律。所以，薛涌先生告诫年轻人，不要幻想捷径，捡起古人“十年磨一剑”的信念来，踏踏实实地努力干。


第三，一切皆以修身为本，培养好的品德和人格。这方面，年轻人还是要向年长者学习。在技术上，年轻人可以掌握很快，比年长人有优势，但是年轻人的成长中，伦理道德，如何做人这个最基本和最关键的方面，还是要年长者来负责。如薛涌先生所说：“年轻人不必为自己掌握的一些超前知识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些知识随时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反而是关于品格和素质的一些古老的‘道德说教’会一生受用。在怎么确立人生目标，怎么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怎么面对挫折，怎么承担个人责任等问题上，老一辈的指导会格外有帮助。”


最后一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劳动是最好的教育。能力是从劳动里出来的，品德是从劳动里培养的。不劳动不知道柴米来之不易，不劳动体验不到创造的幸福。书中说到一批逃避学习的孩子，拿着家长的钱来美国混日子，而家长助长了这批来美国的小留学生们的懒惰与逃避。这批学生大多申请都是中介代替，而这是非常好的锻炼机会，拱手让了出去。用薛涌先生的话说：“今天不会申请，明天不会求职。”而且美国也不是教育减压的乐土，不用功的孩子在哪里都学不好。


《年轻可以一无所有》一书虽然有些观点可能偏激了些，比如，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没有奋斗的本钱如何逆袭？但整体上看值得年轻人好好看看，也值得家长们认真读读，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不少年轻人的困惑和问题所在，也可以帮助找到他们该如何度过一个有价值的青春的启发。这也正是写作此书的目的。正如薛涌先生所说，“我们的使命，不是用自己的经验遮蔽年轻人的眼睛，而是帮他们看清正在浮出地平线的未来。”


最近网上有对“努力就可以上清华北大吗？”的热烈讨论。确实，家庭背景不同，做出同样的成绩，需要的付出不同。我刚上学不久，人们说我学习好，一位亲戚马上说：“大人没有本事，小孩能有本事吗？！”那时候，不少亲友邻人都认为我家里又穷，父母又老实巴交，没有关系，没有钱，学习好又有什么用。确实家庭没有丰富的资源，自己每走一步都很不容易。不是有人说，“我用了十八年的奋斗才和你一起喝咖啡吗？”不管世俗的成功标准如何用官位和金钱来衡量，但要记着，“功不唐捐”，奋斗的甘苦只有自己才可以体验到的，这本身就是一笔无价的财富；而且只有当你实现了用自己的能力为他人和社会做出了贡献的时候，才真正成就了自己，没有辜负宝贵的青春和人生！


如果你现在是屌丝青年，十年后，期待听到你分享自己的“逆袭故事”！





2015年元月26日于美国星城家中




（作者陈心想，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